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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上海散步到纽约,直到死后才声名于世;他说人生需要一点高于柴米油盐的品相

新读写 2020-09-10


独具人气的语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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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遇到木心,就会对这个时代的问题习以为常。可等到这么一个人出现,你跟他对照,就会发现我们身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没有自尊,我们没有洁癖,我们不懂得美,我们不懂得尊敬。”

——陈丹青


他出身巨富之家,家底殷实,

他精通文学、历史、绘画、诗词、音乐,

每个领域都是大家。

他英俊儒雅,风流倜傥,

却一生跌宕起伏,

三次遭遇牢狱之灾,

人生是家破人亡。

他一直在写,

却直到去世以后,

作品才渐渐回到公众的视野,

在世界华人圈中,

他被视为最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奇人物,

……


他就是,木心


  

30年代,浙江桐乡乌镇东栅财神湾。

孙家雕梁画栋的老宅,

紧挨着孔家花园

那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娘家。

清末的举人穿过两进厅堂,

穿过佣人们的宿舍,

面对私塾里一班小孩子。


主人家的小少爷大名唤作孙璞

生于1927年2月14日,

乡邻有叫他仰中的,

有叫他牧心的。 


孙家乃望族,

既是书香门第,也是工商世家。

木心小时候,家里佣人清洁厅堂,

换下案上宋瓷,摆上明代官窑。

木心母亲见了,赶紧轻声呵斥:

“明代东西都拿出来了,快收回去。”

家境之殷实富裕,由此可见一斑。


木心一家,照片中最小者为木心


那时候的科举状元后来多半进了大学,

当了教授,中西兼修,

学问深不可测。

少年时读到《诗经》,

孙璞惊艳,继而欢喜:

“这就是我要的文体。”

有位东吴大学的先生教他英语,

因为一口流利英语惹来杀身之祸,

某年冬天毙于日本人枪下,

孙璞大哭一场:

“把我的英文也枪毙掉了。”

 

浙江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夏承焘先生

曾与他是忘年交,来信启首是:

“木心仁兄大人阁下”;

木心回信,则称承焘先生“夏丈”。


1937年,10岁的他适逢抗日战乱,

名门望族当时唯一可以做的抵抗就是,

不上日本宪兵管控的学校。

外面战火纷飞,屋内桌台不乱,

后来他说:我的自救,全靠读书。


13岁时他已将《文学大纲》通读了几遍,

后来在纽约开讲《世界文学史》,

几乎全凭当年记忆。

14岁起作白话诗,

曾在嘉兴、湖州、杭州、

上海的报刊上发表。


年轻时帅气的木心


家人替他选定了志业,

要么做法官,要么做医生。

他却喜欢收来各种彩色纸头,

一看半天;

他还喜欢逃学、看戏,

看终场时值台男子潇洒地甩出条木牌,

“明日请早”。

那双眼睛挑来拣去,

只为色彩只为美,着迷。 


多年以后他说:

“人们已经不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南方的富贵之家几乎全盘西化过。”

饮食西化,生了病吃西药,

木心小时候就吃过很多种鱼肝油。

只有逢年过节,

才穿上考究的长袍马褂。

 

  他的阅读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

“十四五岁就知道

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

‘文革’之前就看卡夫卡。” 


年轻木心(上排中)


少年木心爱穿制服,

讨厌雕花的窗棂,

于是走出窄街住到杭州梅花碑,

常对西湖杨柳,后来又去上海,

细细品味亭子间里民间社会那一派天真热闹。 


抗战结束后,他就去考了上海美专,

曾师从刘海粟先生,

并追随林风眠先生研习中西绘画。


1947年,20岁刚出头的木心,

参与了当时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上街头发传单,制作反战宣传画,

因是领导者,

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

亲自下令开除学籍,

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他才回到大陆。


1950年,木心被杭州第一高中聘为教师。

待遇相当不错,但是没多久,

他就辞职了。

23岁的他做出了一个坚定选择——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现在生活虽好,但这是常人的生活,

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

我不要,我要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

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

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带着书和画笔他就上了莫干山,

专心读书、写文、绘画,

一个富家子弟抛却荣华富贵,

转行做了苦行僧。


左一木心


六年苦行僧般的隐居生活,

他积累了100多个短中篇小说,

集成20本,

1956年,木心为了生计

下山重返母校教书,

后又进入上海工艺美术制品厂做设计师,

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

本想可以一边画画,一边写作。

然而,他未曾料到,从此厄运开始了。

1957到1978年期间,他又两度入狱。


祸起于文革期间,

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

木心实在气愤,就说:

“他也配对海涅乱叫。”

就这一句话,

他被关进到处积水的防空洞,

半年后转移到监牢时,

“关我的人想,

该是爬着出来了吧。

可我还是坐着”。


让他写材料,

他在纸上画下钢琴键

弹起了莫扎特和巴赫,

他写诗用文字自救,

在阴湿的地牢里,

与嵇康、尼采隔空对话。

他说:

“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他们,

都跟着我下地狱了”,

他从写交待材料的纸里克扣下66张白纸,

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墨水快要用光了掺点水进去,

“不慎”打翻。

看守凶巴巴又装一满瓶来:

“老老实实写,不深刻休想过关!” 


这些手稿被他藏在棉袄夹层里,

才得以保留自今。

 


文革中他14岁以来的所有作品,

全部毁于一旦,

还被折断了手指, 

和他同时期的一些人,

忍受不了屈辱都自杀了,

他却坚持以“不死”殉道,

整整劳动改造了12年。


在污水横肆的地牢里,

他动手把自己的烂鞋,

弄成市面上流行的尖头鞋型,

高兴地欣赏着,

他说:

“白天我是一个奴隶,

晚上我是一个王子”。



劳动改造12年。

别人平反了,他迟迟没有。

后来才知道,有人担心:

“他平反了,谁来扫厕所呢?”

平反那天,他还在扫地倒垃圾,

食堂师傅冲他嚷:

“哎,叫你装纱窗装纱窗到现在还不来装!”

他问:“个么,到底要装几扇?”

“十扇!明天来!”

“噢,十扇。”

这时有人告知大师傅:

“明天人家就要到设计院做总设计师了呢!”

第二天,他坐飞机去北京,

负责人民大会堂修缮工作,

因为他曾参与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

这种戏剧人生,

他讲起来笑嘻嘻的。 



木心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不喜欢哭哭啼啼,小女儿一样,要么就天地之间放声大哭,要么就闷声不响。就怕吃一点苦啊,讲不完地讲。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


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


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文革’期间,多少人自杀,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可以向死的机会很多,我都挺过来了。监狱里面,饭吃不下,硬塞也要活下去。


小时候,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后来那么苦,可是你看曹雪芹笔下的史湘云,后来要饭了,贾宝玉,敲更了。真正的贵族是不怕苦难的,一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贵族到没落的时候愈发显得贵族。” 


“我心中的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着四个字——‘勇猛精进’。


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终于平反,出狱了,

可家没了,亲人也没了,

姐姐死了,母亲也死了,

家破人亡,

大好青春也都困于牢房之中,

错过了爱情,错过了婚姻。

20本作品也要不回来了,

说是烧掉了。

木心灰了心,决意从此只画不写。


他说“我哭的醒不过来”,

任谁,也难以经受接二连三的重创,

他该垮了吧?

但是他却要好好地活,他说:

“你要我毁灭,我不!”

在他的手稿里,

没有沮丧、惶恐,没有怨天尤人,

有的,唯有对美学和哲学的沉思,

正如他的诗句所说;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木心出国前的住所


那是1978年,

时任上海市手工业局局长的胡铁生,

上台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为木心平反,

他说:“他绝对是一人才,

业务学识堪称一流。”


那几年的木心,

负责筹建了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

还做过《美化生活》杂志的主编、

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

后来又担任了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

做了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

还成了主修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十大设计师”。


事业,一下辉煌灿烂起来,

但就在1982年,

他自费留学到了纽约,

55岁,没有亲戚朋友。

朋友说,到纽约的华人里他胆子算大的。

他说:许多个人加起来,便是时代。

我要在自己的身上,

克服这个时代。”


他说:

“我要养我的浩然之气,

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

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



品读他的经历,

陈丹青说:

“他是个精灵,我是个野蛮人”

梁文道看他50岁的照片惊道:

你不觉得这人像在地牢里呆过的,

文革回来的很多作家难免身子曲髅,

神情有点沮丧、恐惧……

但是木心没有,

他整个状态你觉得精气神很足一样,

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 




初到纽约,一贫如洗,

靠为海外学生授课支撑生活,

无奈他只能外出打工,

一小时三块五毛钱,他也做过,

但即便这样,

无论上班劳作多么辛苦,

下班一定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自己裁剪制作衬衫、大衣,

自己设计制作皮鞋、帽子,

把灯芯绒直筒裤缝制成马裤,

钉上5颗扣子,用来搭配马靴。


他年逾花甲,生存艰难,

但活得尊贵。

他不知前途在哪里?

但却被艺术的狂念着,

笔耕不辍,写的天昏地暗。




1984年,转机来了,

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

专为木心设“散文展览”,

旅美作家木心终于粉墨登场,

“一个文学的鲁滨逊”,

霸占了1/3的篇幅,

余光中、梁实秋、凌叔华等40多位作家,

分居其余2/3,

他在《联合文学》一举成名。

同年哈佛大学为他举办了,

他生平的第一次个展。



1980年代,很多艺术家赴美留学。

有画家、音乐家、舞蹈家、历史学家。

这帮人一到了美国,才猛然发现:

“除了经历胃的饥渴,

更面临断层的文化饥渴。”


当时,这帮人经常和木心在一起闲聊。

但稍事交接后,木心惊讶地发现:

“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便纠缠木心,

请他开课讲世界文学史。


留美艺术家

1989年1月15日,

众人在画家高小华家聚会,

算是课程的启动。

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

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

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

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

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


没教室没课本,

但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

像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木心带着学生,

开始在文学世界里漫游徜徉。


木心将佛陀比作飞出生命迷楼的伊卡洛斯;

将屈原比作中国文学的塔尖,

将陶渊明比作塔外人;

将杜甫晚年诗作与贝多芬交响乐作比较;

说巴尔扎克是彩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黑白的巴尔扎克;

说鲁迅的幽默黑多红少,是紫色幽默。



从希腊神话讲到近代文学,

他觉得“我不能辜负艺术对我的教养”。

总计85堂课,

这么一讲,就是五年。

木心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当时每一节的备课都有两万字,

最仓促的,也有一万多字,

上课内容被学生陈丹青编撰成:

《文学回忆录》,

这是他留给世界的礼物,

文学的福音书。

 

他说:

“文学是可爱的,

生活是好玩的,

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他说,

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

“来美国十一年半,

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

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

和生活的实利心。


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

算盘打得太精:

高雅、低俗两不误,

艺术、人生双丰收。

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从杭州高级中学开始,

木心算算自己教过五代学生。

后来都是朋友。 
“古人说天地君亲师,

没有把朋友列进去,

其实我始终觉得这世上朋友最要紧。

就像西方的星相图,

本来只是几颗星星,独自放亮,

星与星之间有了友情,

就划一条线,

然后就连成了水瓶座、双鱼座。

我们年纪大的人交朋友

有点从前金兰结义的意思,

好像有契约的。” 



90年代初美国著名收藏家罗森奎斯,

一举收藏他的水墨山水画30余幅,

各大艺术杂志竞相报导,同声赞誉,

木心在绘画上的声望就此奠定。

1996年开始筹备全美博物馆级巡回展。

耶鲁出版的《木心画集》全球发行,

一直高居五星级,

各博物馆及大书店,

都用玻璃柜置于显著地位,

备极荣宠。

木心画作2001年在纽约展出,

然后全美作博物馆级巡展。

33幅画作已被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2001年,

哈佛大学还为他举办了作品收藏展,

2005年,

中国大陆出版了第一本木心文集,

一下子,

这位超然物外的大师重回我们眼帘。

经过几十年的磨难后,

木心这块金子终于发光了,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不早熟,不是天才,

但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

这句话,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木心不会想到台湾会出版他的书,

不会想到有一天大陆也会出版他的书,

更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因为,

一首选秀歌曲《从前慢》,

而在中国一夜遍知。



2006年9月,

叶落归根,他还是恋着他的国,

木心悄然从美国回国,

隐居在自己的故里

桐乡乌镇。


可是,木心依然是寂寞的。

“从前有科举,

有文人雅士的传统,

后来都没有了。

从前家里有人写错别字,

那是奇耻大辱,

现在马路上一走,

三步一错,五步一错。

一家店招写:欧化西餐,也算讲到底了。

杭州街上有卖‘桂花糖牛(藕)’,

一开始我想,

牛肉跟糖桂花一起烧是什么味道呢?

而且那些广告,

天哪,那样写的。

我看一个药品广告,

看了半天没有弄明白,

人家等你救命哎。 



“从前社交客气而润滑,

现在不讲客气了。

有人请我吃饭,从开头讲自己,

到最后第二句还在讲自己,

把客人扔在一边,

末了想起来,啊,今天见到你很高兴。

我跟介绍的朋友讲,

哎,你这个朋友怎么只管谈自己,

我连发言余地都没有的?

朋友说,现在要找不谈自己的人

是没有的。

呵呵,倒是我错了。 ”


“讲话不好玩了,

俏皮话也听不来了。

这些,使人感到寂寞。” 



2011年12月21日,

淡淡雾霭笼罩着小镇,

他静静的沉睡在故土之上,悄然离去。

当有人问起,

“木心在最后时光都在故乡做些什么?”时,

周围的邻居们一脸茫然:

“木心是谁?”

没有人知道,就在那个清晨,

一位传奇的老人独自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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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他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成为20世纪第一位,

被大英博物馆画作收藏的中国画家,

他的多篇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

与福克纳、海明威等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

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




木心说:

“如欲相见,

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2015年冬,

木心美术馆在他的故里乌镇开馆,

也许这就是最完美的归结。



衷叹一声帅,为他的人与才!


陈丹青说:

“他自身的气质、禀赋,

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

而木心晚年说:

“不用考虑把我放到什么历史位置上。

没有位置,只留痕迹。

我无所师从,也无后继者,

从不标榜。”


他左手画画,右手写文,

穿梭于艺术和文学的世界,

他微笑着走向生活, 

生活负他,他却报之以歌,

凡心所向,素履可往,

他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少年人,

而我们真正想立即就读懂木心,

也是不可能的。



木心曾说:

“美学,是我的流亡。”

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曾见的生命,

都只是行过,

无所谓完成。”


“我们在世界上,

无非要保持这样一点态度。”


2月14日,是木心先生的生日,让我们在陈丹青的文字里,再读木心——


孤露与晚晴

——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文 | 陈丹青

(内容有部分删节)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木心遗稿


1、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


      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想必不磕头。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


      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2、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兀自显示。


      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了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的工作,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


      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3、


      2006年先生还乡后,“木心美术馆”尚未动议,我催他将这面南的三间空房设为展厅,余事由我和镇方操办,可木心从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经年空置着。


      垂老后,先生诸事嫌烦,除了勉力画画写写,他已放弃一切。固然,他活着时,安康最是要紧,现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于西栅的美术馆去年动工了,纽约的设计者冈本与林兵来了怕有二三十回,亲自督造——纪念馆迟早总要弄出来,怎么办呢?


 “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


      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


      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回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地说:“不要弄!我们讲话。”之后瞅着话语的空挡,他幽然笑道: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


4、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木心文学的常年研究者童明,远在加州教书,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


      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签,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也巧,我初次试着归拢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其时先生在桐乡的重症病室,不省人事。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静静翻阅着,我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同意,而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


      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页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这是先生遗稿中涂写的几句话。那天下午,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就死了。


      这些凌乱而标致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至今留着价目的贴片。



5、


      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


      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页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越新世纪,人老手颤,笔划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是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页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三五页,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


      1983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复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


      “又写好一篇呀。”他在电话里说。


      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哦,不得了,你凶……”


      “凶”,沪语即“厉害”的意思“像煞摊大饼,又是一只!”


      “写得怎样?”


      “可以呀,还可以。”


  会面地点通常三处,一是当年我们的“留学”之地,曼哈顿五十七街第七大道交汇口“艺术学生联盟”咖啡馆;一是过学校朝北两条街对过的中央公园;若在冬季,木心便来我的寓所。


6、


      现在想想不可信:那些年,我竟连连看的是先生的手稿。


      头几回,他如小学生那般,脑袋凑过来,从第一行开始陪我读,点明若干潦草的简笔字,三言两语解释我所不识不懂的词,便催我往下读——看画读文,我是会叫唤的:啊呀木心,这句好!


      他的回应,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着我,忍着得意地笑,竭力正色道:呶—呶—呶,看出来了呀,你知道!或是一怔,喃喃地说:噫,你怎会晓得?你怎么也能懂?!


   这样的几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过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我,手指点着稿面的某处:看这里呀,看见吗?于是自己念起来。


      什么句子呢,年头委实久了,我已不能记得。其时我三十出头,木心五十八九。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


      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的咳嗽,你有本事写吗。散场了,他喃喃地说:“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巴哈咳嗽曲》。


      春天,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木心缓步说出花草的名目。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为什么不香?你写呀!他凑近花丛,嗅着,忽而神色飞扬回过头:“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唷!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写成了,急急来见。


      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他看我坐定了自管读,忽而满脸窃笑走过来,低声说:“你这样子当真,我交关开心,交关开心哩!”说着,香烟递过来——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


      某日傍午,对了,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烟——其时纽约尚未全面禁烟,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边,木心就挫身停住,目光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烟和火机,一字一顿说:


       “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但我记得。“……那么尼采叔本华,你怎样讲法?”是在曼哈顿中央地铁站,我与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呶!一个么阴,一个么阳,一个借借佛家,一个去寻希腊……两只狗交配,见过么,弄好了,浑身一抖,”同时就脸颊猛颤颤,学那狗模样:“这就是生命意志呀!”


   地铁轰然进站了,人群沸然骚动,下车上车。“所以呢,人只有交媾的一刹那,抗争死亡呀……”木心继续讲,一边由我护着进车厢,夹在各色乘客的前胸后背间。

7、


      今春回纽约,为母亲的坟地安墓碑。出了机场,往家去,我暗暗预备大伤心,不料进得家门,放下行李,百静中,角角落落都是妈妈,我瞬时被汹涌的亲切团团拥抱了,简直喜悦,不曾哭,夜里就蜷在母亲的眠床上,即刻睡着了。


      仍下意识找寻死者——真可笑——而死者生前的居处,既是哀痛之地,也是唯一的认证场所:每次去到乌镇的晚晴小筑,我心里不难受:单是楼板响动,便有先生在,而况他的骨灰盒,就在二楼。


      纽约的那位木心,早经渺然了。可是杰克逊高地的同一站台、转角、文具店、烟纸铺……当年陪先生无数次来过。饭后漫步,走一阵,便是他撰写《文学回忆录》的旧居,呆呆站一站,门内早已是陌生人家。


      两年前在焚化室外的幻觉,不再来——我竟从未梦见木心,要是他礼帽压低了,变成鬼,隐在角落,忽地给我见一见,那才够交情!举目寻索,如今能与他对面而确凿无疑者,只剩这堆手稿。


      然而手稿不是他。读者想象先生,是书中和照片上那位“文学家”,我所牵念的,就是,孙木心。


      再没人与我说这种老式上海话了,此处写来,只能是书面的普通话:“……没啦?那你想想看,再讲几句好不好?”读了稿子,痛聊过,沉静半晌,他会这样地嬉皮笑脸,烟灰抖落,还来跟我讨夸奖。


      有谁对愈见老迈迟缓的人,年年月月不嫌烦?与木心相交的种种难为、积虑、不好办,唯有我知情。这一路为他操心办杂事,虽是情愿,倒底吃力的。


      那年扶他走进乌镇住下来,如释重负,从此他身边有人照应了,我可以远远歇一歇:此后我很少很少去电话、去看他,实话说,我并不如外界所知,对先生那般好。


      他知道。浙江人的脾气,木心,我母亲,横竖不肯麻烦人,也不愿当面说破。平时他晓得我在北京乱忙着,只是不做声,有次见面说起《退步集》,先生忽一句:“你弄这些,是白相大乘呢。”我当下惭愧,不知如何是好。


      又一次是好久好久不通话,拨过去,他难得如早先那样嬉笑道:“那么……有辰光你稍微来只电话,讲两句,”我知道,他是有事交代,隐忍着,终于要来托我。


      如今说这些有甚用啊!眼看他仰面胡说,快死了,我才像所有糊涂的晚辈,非要临到这一刻,已是万事罢休。


      头一次见他,也是挤在地铁上,陪他的朋友给我们彼此介绍过,他便那样地抬眼凝神看看我,我现在瞧着比我少壮两轮的小混蛋,逾是明白那时的孙木心——人的情谊,再久长,数年、数十年,总归开初那段,最是金不换。



8、


      二十六年前,1987年2月14日,我在新买的公寓烧了菜,给木心过生日,那天,他满六十岁了:


如种之茁 如泉之淋

曰鼓在暮 曰钟在晨

志言烈烈 道载暾暾

作而不述 憬而不酲

……


      早几天我就问,选什么花呢,他说,鸢尾吧,我便买了六株。


      那天好太阳,先生进来,看见花,说是蛮好、蛮好——瞧见花,他总会定睛一看,默默惊异——随即取出一本灰蓝封面的硬装笔记本送给我,掀开首页,便是这首四言诗——



亡麟绝笔 尼父此心

奠麟奋笔 小子此悃

前叩名山 后礼其人

得枝桂角 渡河留馨

取湮眸白 取显汗青

幸甚至哉 诗以咏诚


      我不懂古文,他便用国语一句一句念下来,再回到起首,用上海话解释古字和用典。


      那些年,他正在恢复写作的猖狂中,自称“二度青春”,一篇接一篇,文思泉涌,“如种之茁”。


      其时,我俩居定纽约五年了,何曾想今后会还乡,更料不到先生的暮年会有乌镇的晚晴小筑——诗作读毕,便是以下这行字:


      丙寅二月十四日,予满甲子,海外孤露,唯丹卿置酒相祝。


      木心来信的抬头,每称我“丹卿”,偶或也用“佛耳”,是他给我的绰号——那是我与先生顶开心的时光,老小无猜,“海外孤露”。


      两年后,1989年,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又二十三年,木心死,“予满甲子”,《文学回忆录》出版了。



      此刻这本笔记薄就在电脑边,没办法,写到这里,我只好掩面痛哭。


2013年12月15日—28日

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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